【周末好读】何伟:重回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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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外国人视域下的中国……

【背景信息】

本文作者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毕业,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畅销书《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中国三部曲作者,《纽约客》杂志前驻中国记者。

1996年,他作为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长江边上一个安静的小城教授当地人英语。如今,他再一次回到这片土地,为的去找寻当初的记忆还有他曾经的学生们。

本文来源微信账号【参差计划】

原载于:国家地理杂志   译者:张素敏

此时此刻,在长江深水下正进行着一次绝佳的电话采访,尽管黄德建是为数不多参与此次采访的人。作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负责人,如今黄德建的手机经常在130尺深的地下响起。这个博物馆是对涪陵这座小城最直观的诠释,游客们想要参观的话需要乘坐电梯才能到达底下,电梯被铁管包住,长达300尺,俯瞰它时就好像是一根巨型稻草插进了泥泞的长江底。

“这是三峡库区里耗资最为巨大的博物馆,”黄边说边接起电话。他的电话铃声很有趣,是一个女人急促的声音,在不停地重复着说 “加油,GO, GO, GO, GO!”

在我上一次见到黄时,这里还是一片干旱的土地,这座耗资三亿四千万美元的博物馆还不存在,而且三峡水坝工程也依然在距地面280英里的长江下游中建造着。在我还是和平部队志愿者的时候,我于1996年来到涪陵,在当地学校教书,一直到98年离开,那个时候,涪陵人口大约200,000,以中国人口标准来看,这真的是一座小城。尽管当地人很少谈论三峡水坝,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很支持这一巨大工程。该工程计划于2009年完工,对于一个已经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地方来说,三峡水坝的建成无疑又将成为这个地方另一个不朽的伟业。中国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自由市场的概念才开始真正在诸如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盛行。当地人也逐渐适应了那些势不可挡的巨大变化,比如政府分配不复存在,房屋私有制等等。

这些天,白鹤梁让我对浩瀚时光有了一个不同的认识。砂岩地带只有在冬天水位下降时才会显现。在古代,低水位季节对于船夫来说非常危险,因此有人在白鹤梁的一边刻了两条鱼,作为测量水位的记号,以便划船者知道何时驶进浅水区和下游急流处。

当地人把这两条石刻鱼视为好运的符号,也因此有了这样一个传统,每年石刻鱼浮现的时候,他们都要在那里刻上一条讯息。史上关于雕刻的记载最早开始于公元763年,也就是唐朝时期。由于这一传统,最后大约有30,000多个汉字刻在这座岩石上,而且这些信息的雕刻技艺十分高超,不仅笔迹华美而且有一种咒语般的韵律感:“江水退,石鱼现,即年丰稔。”

90年代时期,进入白鹤梁要收取三块钱的门票,大概35美分,进去之后,会有一个处于打渔淡季的渔夫划着一条摇晃的小船带着旅客游览。黄德建就曾经坐在这山脊上,裹着他那件当兵时穿的军大衣,一坐就是几小时。他会看着这山脊下的水位,告诉你最有名的雕刻在哪里。在我上一次游览中,也就是1998年1月30日那一天,长江水位比它在公元763年第一次被测量时正正好好高了2英寸。仅仅两英寸的高度,却花费了历史1235年,同时也让这个历经沧桑的古国借由改革开放焕发出另一番辉煌光景。

时间对这条古江似乎别有优待。长江依然保持着它固有的生物周期,生命沿着江堤以历史的直线不紧不慢的进化演变。自然和人类这两种时间的产物,造就了白鹤梁,也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水位下沉时,文字显现,你会发现所刻的讯息和日期都整齐地排列在岩石上。而不久之后,春天的来临使得山上的积雪融化,积雪化成的水流入江里,水位又会再次升高。而在那时,历史的痕迹不复存在,一切都恢复如初,这条历经变迁的长河默默无言的继续奔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现今,三峡水坝已经关闭,长江不再像以前一样肆意奔淌。在涪陵周围,有一座大约3英里长190尺高的堤坝围护着它,使它免于遭到高水位水库的冲击。白鹤梁博物馆建造在这座巨型堤坝的一边。今天黄德建带我来到这座水下宫殿,它的通道口直对着水下的白鹤梁。当我一想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和这些我正在亲手触摸的雕刻,我就一种恍如梦境般的不可思议。但是这些雕刻上的文字似乎有着不同于今天的含义:“河流正中的城楼,永不停歇的江河”。这些冥躺在水下20英寻深的碑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问黄德建是否感到一丝失落时,他笑了笑。他那些裹着军大衣坐在长江边冰冷石头上的日子早已过去,现在的他穿着一套笔挺的灰色西装。除了忙于这那些应接不暇的电话,他误把我的到访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混为一谈。黄德江自豪地告诉我,“阿斯旺水坝也无法做到我们这样,因为在那里开始建造水坝之前,埃及当局可不需要花费精力迁移它们的历史遗迹,而我们需要,所以当我来到这里时,我一点都不觉得失落,反而为我们能做到这些而骄傲,这是一种成功,我们可以在保护白鹤梁这个重要历史遗迹不受破坏的基础上顺利建造山峡大坝。”说完,他就转头别过电视组,不用说,他的现代咒语又响了起来:“Go, GO, GO, GO!”

涪陵坐落于长江和乌江的交汇处。在90年代中期,这个小城安谧宁静又与世隔绝。那时,这里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大约要坐几小时的长江渡轮才能到达离它最近的大城市——重庆。当地人没有见过外国人,所以每次在市中心吃饭的时候,我经常能招来30几个人对我的好奇张望。这里只有一座电梯,一所夜总会,没有交通灯。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有车。在我教书的学校里只有两部手机,而且每个人都能告诉你手机主人是谁:校园里最高职位的党政官员,书记,和一位在当时相当罕见的在私企工作过的艺术老师。

在那个时候,涪陵师范学校只是一个三年制的大专院校,这种学位程度在中国高等教育里处于低端水平。但是我的学生却很珍惜在这里学习的机会。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农村地区,没有接受过太多文化教育,许多人的父母都是文盲。但是如今,他们主修英语,这对于一个在20世纪还封闭落后的小地方来说已经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他们的论文经常谈到低微和贫困,但是他们也对未来抱以极大希望。“我的家乡很普通,因为这里并没有著名的人事物,也没有名胜古迹。我的家乡没有什么名人……我将来会当一名老师,我会尽全力去帮助别人传授他们知识。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这正是我们内心的感受,所以现在我们会努力充实自我,将来报效祖国。”

我的学生们教会了我许多事,其中一件就是来到这个小乡村的意义何在。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中国人都还住在山村里。而从那以后,估计大约有155百万人迁移到城市里来。我的学生们动情地叙述了他们的亲人是如何艰难地争取到居住在城市的机会,让我看了十分心酸感动。他们也让我明白在中国贫穷并不代表什么都没有,他们并不富裕,但是他们都很乐观,他们的未来也充满希望,看着他们你们不会把贫穷两字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对于涪陵这个地方,人们很难去定义它。三峡水坝原本并不可能建造在一个真正贫困的乡村——北京官方报道说建造该工程的总投资高达330,000,000美元,而一些非官方的说法则更高。但是近些年来的贫困让当地人都乐意接受这个能给他们带来改变的契机。我所住的地方经常停电,一停就是几小时,这里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也使得它常年被严重的污染笼罩,这些都让我明白为什么他们愿意倾尽所有来让这个地方发展繁荣起来。

结束了我和平部队的任务以后,我回到了位于密苏里的父母家中。在那里,我决定把我在涪陵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在完成400页的手稿之后,我把它取名叫江城,并把它寄到出版社,但是几乎没有出版社肯接受它。

在90年代,中国还没有进入到大部分美国人的视野范围,有位编辑坦白地告诉我:“我们觉得不会有人想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是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位出版商,而在那时我开始担心涪陵人会怎么看待这本记录他们的书。

中国人总是对外国人如何描绘他们的国家极度敏感。哪怕是在偏僻的涪陵,我也听到过人们如何生气地批评西方国家是在书或电影里故意夸张中国的贫困,丑化中国的形象。所以当我开始编辑书稿时,我专门发了一份草稿给我一位叫Emily的中国学生,她看完后大部分反馈都是正面的。但是在有些评价上,我可以听出她的不满和失望,比如她说:“我觉得人们读完了你这本书之后,不会有人喜欢涪陵的。但是我没道理抱怨,因为你说的都是事实。我唯有希望随着时间的变迁,涪陵会变得越来越好。”

既想尊重事实,又想刻画出一个处处完美的涪陵,平衡这两者似乎不太可能。我想在书中传达出我的涪陵的热爱,但是我也必须得对它的污染、大坝以及作为一个外国人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实描述。所以最后,我做好了我会不再受涪陵欢迎的准备。但是,我从没有想过那里会发生如此日新月异的变化。江城于在2001初出版,而在那时,这个小城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已经竣工,人们再也不用靠长江渡轮出行。两条甚至更多的高速公路建造正要提上日程,随之而来的还有三条列车交通线。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三峡工程的原因,中央政府在这里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对那些必须从低洼河镇迁走居民的补偿。

不过十年光景,涪陵的城市人口就翻了双倍,原来的大专院校也升级成为正规的四年制大学,不仅有了一个新校园,也有了个新名字——长江师范大学。入学人数从当初的2000人增长到现如今的17,000人,这也多亏了中国了高等教育在全国的大规模实行。与此同时,更多的美国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中国,江城这本书意外的成了最佳畅销读物。我听说了在涪陵出现了非官方的翻译版本,只有党政官员可以看到。但是政府对此书的评价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这次重回江城是我5年多来第一次回来,也是我第一次收到高级官员的邀请。在涪陵区政府办公室里,我在等副局长刘康忠,在他到来之前,已经有8位官员坐在那里等待。他们坐在会议桌的一侧,我则一个人局促地坐在另一侧。我试图与他们闲聊,但是这种尝试显然失败了,气氛陷入尴尬的沉默,我意识到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在某些特定时候,时间依然过得很慢。

终于,其中一位官员清了清喉咙问道,“ 你这本书已经卖了一百多万本了吗?”

这不是我所期待的问题,不过答案倒是很容易:没有。

“你们准备把它拍成电影吗?”

我说,有关于这发面的讨论但是没有太多其它进展。

“现在要把这本书拍成电影应该比较困难,”这位官员继续说。“涪陵早就不再是你住在这里时的样子。取景肯定很困难,因为你们很难找到相似的场景。

副局长终于到了,他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站了起来。他年约50出头,不过看起来要年轻一些,衣着讲究,黑色的头发上了发胶。他依次给他的下属们发了天子牌香烟,然后开始了我们的谈话,他列举了一些只有在中国才能听到的数据。比如,过去五年来,涪陵的GDP值以每年20%的比率增长,政府准备到2015年为止再接纳300,000居民。新建的工业区已经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企业,包括那些生产汽车电瓶和电脑的公司。当地所有的出租车和公交车使用的都是天然气以减少污染。在涪陵西区,政府正在致力于打造一个新型卫星城市,建成后,整个城市将会比我记忆中的扩增三倍。

“我们已经开始放眼看世界,”刘说。“70年代,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甚至很难和外界联系。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我们也学会用外国人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我读过你的一些书,”他继续说道:“谢谢你的宣传(译者注:原文使用的词汇为汉语拼音xuanchuan)。”关于xuanchan这个词,比较微妙,我个人认为可以把它理解成“宣传”,也可以理解成“鼓吹”。副局长笑着继续说,“涪陵是让美国人更好了解中国城市的极好教材。”

作家总是虚荣的希望他的作品可以永恒,但是涪陵这个地方让我意识到文字是千变万化的。他们的含义可以随着时代和角度的变化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新意义——就像白鹤梁一样,那些碑文出现在水下博物馆时,意义都发生了改变。如今,每个读过江城的人都知道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三峡水坝工程也完美收工,书中的故事也有了新的发展轨迹。我想我永远不会知道1998年的涪陵人民如何看待这本书,因为这些人已经迁走了。城市中的中国人满怀信心,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再也不是那么陌生遥远和害怕。生活的脚步仿佛在飞奔,回想90年代,它好似就在昨日,但如今却只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过就像一张黑白照片勾起人们的怀旧的愁思。就在最近Emily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时间的罅隙让这本书里所有一切都变得如此生动美丽,哪怕是那些脏乱和枯萎的花朵。”

一天晚上我和我曾经最爱去的面馆老板黄小强、他的妻子冯小琴以及他们的家人一起吃饭。98年,当黄拿到他的驾照时,他告诉我他希望有一天能买辆车,就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个梦想似乎是那么遥不可及。但是,今天晚上,他开着一辆崭新的黑色比迪亚汽车来接我。开到餐馆不过两个街道的距离,接着我们又驱车到他家,也只有两个多街道的路程。车程虽然很短,但是车上的DVD播放器却一下没少用。

吃完饭之后,黄小强坚持要送我回宾馆。在路上,他告诉我他的姐夫不会说英文,就逐字逐句的查英文字典,最后花了两年时间读完了江城。“你在书里写到我那时最大的梦想是有辆车,而现在这已经是我的第三辆了!”

于是我问他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们说话这会儿,仪表板上的DVD屏幕上正放着一群身着迷你短裙的姑娘蹦蹦跳跳的唱着《爱笑的眼睛》。

“其实我没什么特别需要的了,”他最后说。“有辆车是我曾经最大的梦想。现在我已经有了。”

只有当你深刻地在中国居住过以后,你才会发现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给中国塑造了一个多么光鲜亮丽的外表。但是这也让我第一次想到是否涪陵也会引发同样的错觉。这座城市隶属重庆,由于三峡大坝建造于这里,所以它能获得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国家资金。在我的访问期间,重庆市的一把手是以做事果敢著称薄熙来。他与警察局长王立军联手,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手段,取缔了犯罪集团整顿了执法机关的腐败风气。作为他们打击犯罪计划的一部分,像涪陵这样的地方都建立了一个运作透明的警察局,保证群众到访一定能得到接待。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政治举措,但是在中国,能够做到这样确实相当不易。我访问了几个警察局,那里都在忙着解决街头打架之类的问题。我每去一个地方,人们都在跟我谈论薄熙来的改革,我开始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地方是像这里的人们一样如此赞誉他们的政府。

但是你不用走太远,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虽然涪陵再也不是当初那个贫困落后又封闭的小地方,但是这并不代表其它更小的地区不存在这些问题。我以前的学生大部分都住在这些地方,他们在当地的中学高中教英语。他们的来信深刻提醒我中国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亲爱的海斯特先生,我很抱歉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的家乡是位于重庆市开县的一个小乡村叫沂河。两天前,一道巨雷劈中我妻子的学校,7名学生不幸遇难,44名学生受伤。原本这里是有避雷针的,但是学校现在无力承担购买它的费用了。”

“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在广东一个工厂里工作了10年,她上个月回到泸州,结果被骗走了银行卡和密码……她损失了45,000元(超过7,200美元)。这是她这10年辛苦攒下的钱,原本是想用来回家盖新房子和支付她孩子大学学费的……她回到家哭了很久很久,两天后,她想不开喝老鼠药卧床自杀了。多么可怜呐,你能想象45,000对于一位农村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在我的游览期间,我的15名学生为了一次重要的重聚回到了涪陵。他们互相告知了自己的最新情况。有一些就像他们的同代人一样迁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有几个住到了沿海新兴城市,有一个在印度做生意,还有一个成了西藏地区的党委官员,负责宣传工作(正如我上文所说的,这xuanchuan两字看你如何理解了)。此外,他们当中的一位女同学这些年一直在主持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另一位男同学经历颇丰,被学校辞退后,后来先是在青藏高原上玩越野赛车,接着又开起了出租车公司,现在成了一名百万富翁。还有一名学生因为贪污受贿而身陷牢狱。除此之外,有一位来自贫穷山村的孩子,他当时给自己起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英文名“William Jefferson Foster”,他如今凭借辅导那些东区富裕工厂主的孩子们英语而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生活。Emily现在在涪陵的一所小学工作。她告诉我他的表哥——那个曾经住在我学校的公寓但是高中就辍学的孩子——在那段日子里,他做过花匠。参与了很多园艺建造,后来得到很多承包合约,紧接着又参与到房地产中,现在他的拥有超过1,600,000的资产。

比起他们物质生活的变化,他们在心态思想上的转变更让我印象深刻。在学校里,老师告诉我,如今的大多数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新兴中产阶级,思想相对而言更加成熟老练。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有一个讲座,进行到提问环节时,一位大一新生站起来问我,“你觉得中国可以在民主自由这两点上超过美国吗?”在我还在涪陵当老师那会儿,可没有学生敢在公开场合如此大胆地问这种问题。我给他的回答圆滑又诚实:这得取决于你和你们这一代人。

我也发现新一代中国人对剖析他们自己的社会更为感兴趣。Emily告诉我,他的表哥或许在物质上得到很大满足,但是她觉得金钱并没有让他更快乐。William注意到他的小辈们迁移到离家更近而不是离沿海城市更近的地方,这其实表明了中国内陆地区的逐渐繁荣。William和她的妻子最近决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要第二个孩子。他在是参加完一个朋友的葬礼后做出了这个决定的。这个朋友只有一个孩子。“我不得不帮他的儿子一起抬棺材,”William说,“那个场景让我不禁去想等到我们都不在了,我的女儿就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可怎么办。我想有个兄弟姐妹总归会好点。

William的同学Mo Money——另一个也给自己起了特别英文名的贫穷孩子——在重庆的一所精英学校当老师,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他对于城市生活的无情压力感到很矛盾。“生活竞争太激烈了,”他说,“我觉得中国正处于一种特殊的时代,目前我们正处于物质欲望极其膨胀的时期,我们不觉得这是错误的追求,只是当其他国家在中国之前走这一阶段时,中国人或许会批评他们,就像过去许多人都在批评美国资本主义,但是现在我们也在资本化。”

在涪陵,我搭乘着我另一名学生的全新SUV沿着长江驱车而行,他叫Jimmy。我记得以前坐船的话要两天才能绕完,但是现在行驶在这条美丽的新公路上仅仅需要三个小时。我们经过云阳和奉节,接着又到达新吴山。老城位于长江的下游很远的地方,而新建的地方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不过在过去几年里,这个地方遭受了数次山崩,有些人认为是水库里常年不断的水蒸发改变了当地的气候特征。学生们定期传来噩耗:“洪水侵袭了我们的学校,甚至淹到了我们教学楼的2楼。在这次洪水之前也有两次大的洪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三峡水坝工程。因为自从它开始建造起,重庆和四川就成了自然灾害的频发地。

“我想告诉你因为三峡水坝的建造,我们家会搬到别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的村子会搬到哪里去……我们知道政府让我们搬走是因为山崩,但是他们表面上都说这是为了我们有更好的未来。”

就在我这段旅程结束不久之后,中国国务院就颁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声明,坦率承认了三峡水坝的确在“环境保护,预防地质灾害以及重置社区安定方面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务院表明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新的安全措施,不过这也提醒了所有人,三峡水坝并未真正完工而且永远不会。老长江的周期性洪灾依然潜伏在平静的水库表面下。

2012年3月,中国几十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在重庆爆发。薄熙来,王立军这两个曾受广泛赞誉的风云人物突然受到共产党的严肃清查并且遭到一系列重大罪行的指控。王立军在四项罪名上被判有罪,包括滥用私权和收受贿赂。而薄熙来则被起诉了一长串的罪名,从“严重受贿到不正当男女关系,”而据官方政府报道,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更是在震惊中外的英国商人被杀一案中被判谋杀罪名成立。

薄熙来和王立军现在被描绘成了中国政坛几十年来最罪恶滔天的不法之人。但是很多重庆人民却很不希望看到这一领导班子的下台。一个学生告诉我,在这桩丑闻发生初始,有早期报道称王立军将会被降职来负责教育,她所在的重庆院校的老师都很担心,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都挪用学生的午饭钱,现在老师们都害怕王立军来了之后会对学校进行一番彻底的整顿。我的学生们都认为,腐败这一问题是各个地方的共性,只是程度高低,每个地方都不可避免,但是至少薄熙来和王立军的确为重庆做出了贡献。“王立军给了老百姓安定,而薄熙来则给了我们希望,”她写道,“他们的确不完美,但是他们也的确干了实事做出了贡献。”

最后,王立军并没有被降职,而是被判以15年有期徒刑。我的学生告诉了我午餐贪污费用的最新情况:“在确信王立军不会再回来以后,我们收到了额外的款项。

我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在巫山,在这里我拨出了我8年后拨打的第一个中国电话。我并不指望有人能接:这发展如此迅速的的发昂,很难得有人长久的用一个号,但是黄宗明接了,很快我坐上了他的船。宗明和他的哥哥宗国都是渔民,在三峡大坝第一阶段工程完工时,我目睹他们搬离原来的家,那一天是2003年1月。也是在那一周,三峡工程一期的蓄水淹没了整个区域,我确信这对兄弟的生活从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但是现在我却发现他们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唯一几乎维持原样的人。政府对被迫搬迁到在长江支流——大宁河岸边的新住户作出了拆迁补偿,但是这对兄弟还是喜欢睡在船上,就像以前一样。他们还是自己做舢板,着装还是一如既往的邋遢,对去其他地方旅行也没有任何兴趣。宗明不喜欢所有的陆地交通,他从未坐过火车。

今天,他们的船沿着因有着小三峡而著名的大宁河向上行驶。在我上一次的游览时,急流的地方还是浅滩,而现在貌似平静的水面其实有300多尺深,新的海湾和入口取代了从前的农田。我问宗明对于大坝的看法。他说,“这条江还是以前的好看。”

这就是他所想说的全部——我听过最言简意赅的评论。这对兄弟告诉我在急流位低,流速又快的上游区,还是可以打到很多鱼。于是我们坐上船往上游方向驶去。我静坐在船内,看着这片伟大的流域,想象有一个永恒的咒语,念作:天时永保泰平,渔产甚为丰裕,江河万古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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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不返的江城 

《江城》自序

对我来说,中国有两个地方给我家的感觉。一个是三岔,北京北边的一个村庄,我从2001年起一直在那里有套房子住。另一个是涪陵,长江边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有时候,我称涪陵是我在中国的“老家”——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我是认真的。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 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大多是为美国报纸写的旅行随笔,但从未发表过长篇的,更没写过书。我也从未当过新闻记者。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事实上,刚到涪陵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更有可能写小说。在那里的头几个月,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设定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我觉得那是我二十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发觉还是有点不尽如人意。文章写完后,我就想: 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长江边这个叫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写有关密苏里的虚构故事?于是,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当时,我计划在涪陵尽量多学一点东西,等在“和平队”的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想到美国某家报纸或者杂志找一份驻中国记者的活。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不过,我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这段经历相当充实,也相当具有挑战性。我常感觉应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写日记则大有裨益。

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从学生的作业里摘抄出一个个片段,把城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记录下来。我还记下了学习汉语的整个经历。总共算起来,我做了好几百页的笔记——我无事可干,写这么多东西倒也轻松。

那个时候,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上不了互联网,因此我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少联系。我当时的薪水是每个月一千多块,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游。那期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处都没有去过。我也打不起越洋电话——当时贵得不得了啊。两年时间,我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亚当·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国人。那段时间,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当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我在涪陵生活十八个月之后,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了。这一下子就让我跟美国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就有我大学时的写作老师约翰·麦克菲。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当一名驻华记者,他随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信里面,他这样写道: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只需以书信形式写上六七万字,就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书。我差不多同时也想到了它的题目——我觉得应该就叫做“江城”——接着便开始思考这本书可能采用的写作结构。我规划好各个章节后,觉得应该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个月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次长假,我原本计划好要出去旅游的,但后来还是选择待在涪陵,为的就是调研和做笔记。假期过后,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考虑写书的事情。

在涪陵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我将随时铭记于心。在城里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经过开头艰难的适应期之后,我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汉语,可以跟人们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乐意跟我的学生、汉语辅导老师,以及姓黄的一大家人一起打发时间。黄家开了一家小面馆,我总是去他们的店里吃饭。

我大体上是这样打算的: 就写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我渐渐相信,这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其实意味着更多。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经营餐馆的朋友,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我回到了密苏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那个房间的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

实际上,除了在“和平队”当过老师,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在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庆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作。

写《江城》的时候,我一直没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最大的顾虑之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动,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国人对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

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直至最近几年,这一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同时,中国的出版商也对外国作家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 “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

说起《寻路中国》的受欢迎,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同理,倾听男性和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趁着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几年相比,这座城市扩大了一倍,在许多方面都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去重庆或者其他稍大一点的地方只能乘船,现在,涪陵开通了好几条高速公路和铁路。我曾经任教的学校从两千多名学生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国高等教育的爆炸式发展。江河也变了样。

我在书里写到的白鹤梁,寒冬时节露出水面,上面的题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现在,因为三峡大坝,白鹤梁被埋到了江面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题刻,因为该市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水下博物馆——耗资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不过,最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过。我相信,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2012年1月写于埃及开罗

(文章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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